是不是降低行拘年龄并不是问题关键拳

近期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会，提及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这一议题。有关人士披露，该法修订草案今年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，其中的一大变化是，拟将行政拘留年龄从十六周岁降至十四周岁。这一修法信号，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，也再次激起了行拘年龄是否应当降低的社会争议。

依照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，对于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 和 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，初次违背治安管理 的未成年人，如有依照该法应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违法行为，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。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，主要是考虑到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健全、不成熟，拘留可能对其造成身心伤害，因此本着 宜教不宜罚 的原则，给予区分对待和处理。

不过，这样的立法初衷，在现实中正日益面临挑战。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，部分未成年人心理早熟的现象正在不断突显。一些未成年人自我意识强烈，但判断能力差，行动不计后果，极易因外界因素的诱惑而产生冲动性行为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象因此一直呈严峻态势，成为必须重视的社会问题。

在此背景下，立法如何跟上社会变化的步伐，寻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社会秩序保护的新平衡点，以改变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惩处乏力的局面，自然进入了公共议程。而下降行拘年龄的修法动议，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构想。

但是，对降低行拘年龄可能产生的效应，始终充满了争议。支持者认为，如此可以打消一些心智早熟的未成年人的侥幸心理，对校园欺凌等违法行为将起到明显的惩戒和震慑作用，有利于改良学校安全和保障公共秩序。反对者则认为，封闭式拘禁对未成年人的性格养成、心理健康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，一旦被贴上 拘留 的标签，反而会使其自暴自弃、变本加厉。

明显，面对巨大的社会分歧，相关立法不能过于仓促，事关未成年人的权利和命运，理当慎之又慎。说到底，行拘年龄是否应当下降，需要以现实生活中客观事实和司法实务中的数据统计为基础，进行缜密论证，并展开更加充分的公共讨论。通过论证消除认知的盲区，通过讨论求得基本的共鸣。无论如何，这一修法构想不应被社会情绪所左右，也不应被简单化思维所主导。

同时应当看到，是不是降低行拘年龄，对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固然有讨论价值，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。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，往往与家庭、学校的教育缺失有着密切关系。在很大程度上，那些堕入违法泥潭的 问题少年 ，并不是天性如此，而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 不合格产品 。因而，要挽救这些迷途的孩子，根本上还得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入手。

就家庭教育而言，显然存在着诸多问题。一些父母过于溺爱孩子，缺乏基本的管教，导致孩子从小就缺少规则意识。也有不少父母将孩子视为私有财产，动辄以暴力树立权威，强制孩子服从本身意志，这就必定养成孩子的压抑性情，埋下暴力的因子。另外，范围巨大的农村 留守儿童 群体以及单亲家庭、婚外情、家庭暴力等现象，都容易导致孩子缺少父母的亲情，对孩子健康性格的养成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。

同样，学校教育也需要深入的检讨。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，极大地压抑了孩童的天性。而一些学校根据成绩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，又在客观上助长了大量 问题学生 的产生。在不少学校，更多强调的是对学生的知识灌输，却忽视了学生的人格培养，由此致使学生缺乏爱与包容的意识，也缺少对他人权利、他人生命的尊重。尤其是，近年来校园欺凌和暴力现象时有所闻，但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机制仍有待加强。

总而言之，遏制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，固然需要司法体系的改造，对违法未成年人进行更有效的训戒和矫正。但更应认识到，仅仅依托法律的威慑，终究停留于治标层面。只有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追根溯源，从家庭、学校乃至社会维度探寻可能的治理方案，才具有治本的意义。也正因此，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其实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，需要司法机关、家庭、学校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