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广场舞扰民老人讹诈老人抢座位等事件被放美食

自广场舞扰民、老人讹诈、老人抢座位等事件被放大之后，老人问题成为热门的话题，就此，甚至有人发出“不是老人变坏了，而是坏人变老了”的偏激论断。现实生活中，这些事件无疑会冲击尊老爱幼的传统价值观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偏激者无形中检视了“尊老爱幼”这一传统中所含的教条与强制。它对文学有启示，写作者也许应该检视自身的“孝道”传统。革命文学诞生以前，中国文学里的主流价值观是尊老的，老人出现在文学里，通常是智慧、仁慈、宽容的象征，即使肉身衰病，但智仁日增。革命文学诞生以后，弑父情结走到极端，孽子瓦解了父辈的绝对权威，阶级伦理战胜了血缘等级伦理。革命文学消退之后，尊老的文学传统有所回归。回望文学的传统，文学一定有它的道德禁忌或集体无意识。让老人变得智慧、仁慈、宽容，是文学为生命赋予尊严的重要办法。但人远非善恶这么简单，文学也不是具体的社会秩序，老人并不都日趋完美。人与文学，更复杂，更多元。老人，我把他的这个行为看做是一次典型的‘宅人起义’事件。”尤其是很老的人，他们的世界，谜团太多，写作者并没有为他们写出多少贴切的作品。 如果把老人看成是人的一个阶段，也许这一形象又是另一副面貌。有必要重提一下笛安的短篇小说《胡不归》（载《人民文学》2012年第1期），这个小说曾让我印象深刻，并启发我思考老人与文学传统的因缘。《胡不归》里那个活到一百零四岁的老人，并没有因为岁月积累而变得更有尊严更有智慧。要参透生命，可能就要远离善恶的简单论断，也要反思“尊老”或“弑父”的文学传统，笛安的文学见识，非同凡响。近年，更有小说家发出“救救老人”的呼声。这都是对文学模式化写作的警醒。 陈河的中篇小说《爷爷有条魔幻船？》（载《收获》2015年第1期，双月刊），对老人谜一般的世界有精彩的描述。小说有世俗和精神两条线索：老父在母亲去世之后，交了新女友，老病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。LV在中国的客服告诉之身，重焕生机，儿女想到的是这个后妈对老父的房产有企图，于是不顾父亲老病，追着他公证遗嘱，保证财产不旁落；老父虽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愿，但他的老病之身对世俗痛苦做出反应，在签字的最后关头，父亲中风，“父亲身上有一种奇特的能力关掉了自己的大脑，让那些悬空的巨石落下来把他的意识之通道彻底锁死，这样父亲也就躲避了面临选择的难题。”从精神层面来讲，老父仍然是个谜。作者写出了世俗与精神的巨大隔膜。 2015年1月（上）的《作品》杂志，收入曾楚桥的一篇散文《赌徒》。《赌徒》对老父亲的态度，十分复杂。一方面，作者在努力维护老父亲灵魂中那些高贵的品质，譬如老父亲一生都在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的智商、维护自己的尊严等等，但另一方面，作者看到了“斤斤计较”、“冥顽不化”、“不可理喻”等德性对高贵的消磨。《野猪》（晓苏，载《作家》2015年第1期）里写到的石老爹，只出现了两次，但已极具“罪”的象征，他的欲望，加剧了儿女及邻居的恶。不孝、误杀、将命等同于钱财，源头都在这个石老爹身上。但关键是，这个“罪”又是不能谴责的。老人的复杂性以及写老人的难度，可见一斑。 写老人，实际上就是在写人的宿命。人的宿命，远非智慧、仁慈、宽容这些词语可以概括。文学对老人的视野，可以更开阔。 （实习：白俊贤）